第226章 东施效颦-《开局南下,我一统南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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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:代表团坚持要“参加礼拜”,合作社主任当场翻脸:“你们是来做生意还是来传教?”
代表团中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官员试图解释“这是尊重文化”,被主任怒斥:“你们莫斯科人懂什么我们的文化?”
“这里的文化是女人织丝绸养活全家,不是男人在寺里空谈!”
谈判破裂。
更大的反效果在后续:
莫斯科的报纸报道此事时,标题是《贸易代表团尊重宗教传统遭无理拒绝》。
文章暗示乌兹别克人“宗教狂热”“不领情”。
乌兹别克斯坦的报纸反击:《莫斯科的伪善:几十年压制宗教,现在却想用祷告做交易》。
原本单纯的经济合作,被硬生生扭成了宗教意识形态争端。
90年9月,第比利斯,格鲁吉亚。
这里是苏联“经济松绑”试验最灾难性的地区。
莫斯科的计划是:利用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产业,复制九黎在阿富汗的“特产绑定”模式。
提供贷款扩建酒庄,承诺包销产量,帮助开拓东欧市场。
但他们忘记了两个问题:
第一,葡萄园的产权。
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制度下,葡萄园属于国家。
现在要扩建,需要土地。
而这些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,在历史上属于:被铁人强制集体化时剥夺的地主后代。
被迁走的少数民族的故居。
不同家族之间,有数百年争议的边界地块。
当莫斯科的“土地划拨文件”下发时,不是带来投资喜悦,而是引爆了数十起土地纠纷。仅在卡赫季州,一个月内就发生了47起械斗,死亡9人。
第二,市场的选择。
莫斯科承诺“帮助开拓东欧市场”。
但当时东欧正经历剧变:波兰,捷克斯洛伐克转向西欧市场。
东德即将消失,罗马尼亚,保加利亚自身难保。
实际结果是:格鲁吉亚酒庄扩建了产能,但产品堆在仓库里运不出去。
莫斯科的“包销”变成“以货易货”。
用格鲁吉亚葡萄酒换古巴的糖,而这些商品在格鲁吉亚根本没有市场。
最致命的第三点:历史仇恨的经济化。
莫斯科为了安抚格鲁吉亚,在投资中特意加入了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”内容:拨款修复第比利斯老城,斯大林故居纪念馆等。
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,被要求用于修复“俄格友谊纪念碑”。
纪念1783年《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》(格鲁吉亚接受俄国保护)的建筑。
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看来,这不是修复,是羞辱。
90年11月7日(十月革命纪念日),激进团体“自由格鲁吉亚”炸毁了正在修复中的纪念碑。
标语写着:“我们不需要用卢布包裹的枷锁。”
莫斯科的反应是:暂停所有投资项目,派遣内务部部队进驻。
经济合作彻底破产,只剩下枪口对枪口。
90年底,克格勃第一总局(对外情报)提交了绝密报告:《九黎模式与苏联实践对比分析》。
报告结论:“九黎模式的核心优势不在于具体手段,而在于其完整的体系支撑。”
“有硬通货支付能力,有适配发展中地区的技术储备,有灵活的非官方外交渠道,最重要的是,没有历史包袱。”
“苏联试图模仿的只是表面动作,却用自己僵化的体制,疲软的经济,官僚化的思维来执行,结果必然南辕北辙。”
“更危险的是,九黎模式在阿富汗的成功,部分建立在与苏联失败的对比之上。”
“当苏联试图复制时,实际上是在提醒各加盟共和国:看,别人用这套方法成功摆脱了我们的控制,现在我们想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控制你们。这种认知必然引发强烈反弹。”
91年1月,维尔纽斯,立陶宛最高苏维埃(议会)
兰茨贝吉斯说道:“莫斯科给我们优惠贷款的结果:立陶宛通货膨胀率从7%飙升到41%,失业率从2%上升到11%,而对苏贸易逆差扩大了三倍。”
“这不是援助,这是经济吸血。”
“同志们,是时候做出选择了。”
91年1月11日,立陶宛议会通过《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》。
塔林,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总部。
领导人萨维萨尔在集会上说:“莫斯科现在说要经济松绑,要尊重我们的特色。”
“但看看他们给的技术,列宁格勒工厂淘汰的机床,基辅设计院58年的图纸。”
“他们不是来帮我们现代化,是来让我们为他们落后的工业体系陪葬。”
“我们要的不是莫斯科施舍的特色发展,而是与欧洲,与九黎那样的伙伴平等交易的权利。”
91年1月12日,爱沙尼亚宣布准备恢复独立。
阿拉木图,哈萨克斯坦街头。
纳扎尔巴耶夫的讲话被嘘声打断:“莫斯科承诺投资我们的油田,但条件是利润的70%归全苏石油工业部。”
“他们承诺采购我们的粮食,但支付的是每天都在贬值的卢布。”
“同志们,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联盟经济。”
虽然没有立即宣布独立,但哈萨克斯坦开始单方面与土耳其,伊朗,九黎接触,探讨绕过莫斯科的贸易可能。
莫斯科的困惑达到了顶点。
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几乎崩溃:“我们给了他们贷款,给了他们投资,承诺了优惠价格,我们甚至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文化!”
“为什么九黎做同样的事,就能赢得人心。”
“我们做同样的事,却加速了国家的解体?”
没有人能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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